学过工业革命历史的苏长青很清楚，工业革命的本质首先是能源上的变革，而推动能源变革前进的动力，来源于棉纺织业的发展。
衣食住行是人类在生活上的基本需要，而为什么是棉纺织业而不是其他产业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，这自然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。
相比起其他三样基本需求，在农业时代的人类，大约唯有对于衣物的需求才是永无止境的。
而在这个小冰河时代，作为御寒的衣物更是大大增加了需求。朱由检想要推动的第一个工业化产业，自然就是棉纺织业。
对于大明纺织业的现状，朱由检唯一有所了解的就是，北方山东、河南两地棉花种植较为出名，而苏松地区则以纺织业而闻名天下。
而出生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的徐光启，对于松江一带的丝纺织和棉纺织了解的就比较深刻了。
在徐光启的解释下，朱由检总算是了解了一个大概。苏松一带的地区，虽然已经出现了脱离农业专门纺织的织户，但是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工厂主，不过轧棉、纺纱、纺织三个专业已经分离了。
专门纺织的织户最多，大概分为三个等级，最高一等的叫做领织，有一定的本钱或是本身就有大块的棉花田，家里也有一、二十张织机。除了自家纺织之外，还兼做织户和商人之间的中人。
二等的织户只有小块的棉花田，他们一般织完了自家产出的棉花之后，再从市场上购买棉花纺织。
最底层的纺织户已经和后世的工人差不多了，靠出卖劳力为生。他们不是到领织户那里上工，就是从领织户那里领取棉花带回家纺织，进行来料加工的工作。
和后世工人有所不同的是，这些出卖劳力的底层织户，不仅没有任何的保障，而且也没有固定的雇佣时间。徐光启如此描述道：“…这等织户最为可怜，家中向无积蓄，手停即口停，若是三、二日不得上工，则全家就要挨饿。”
而松江布又分为粗布和细布，粗布也就是所谓的阔白棉布即标布，以布匹的宽幅大小作为衡量价格的标准，朝廷征税时每匹标布折银三钱。
细布为阔白三梭布，以制作工艺精细程度为衡量价格的标准。朝廷征税时每匹折银六钱一分。
苏松两府因为纺织业发达，也因此每年要向京库解运一定数量的官布，其中苏州府一年就要上缴布匹19万匹。也因此苏松两府出现了，不亚于白粮之役的布解之役。
苏松两府的布解之役原本都是民解民运，但是苏州府因为士绅势力较大，最终改成了官运。而松江府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改变，依然还是保持着民运。
从解户领取库银到购买布匹上京，其中的布匹包装搬运的费用大约每匹要花费一钱。而运输过程中，要接受沿途的小吏盘剥，加上入库时中官的索贿，这些费用称之为常例，都要解户自己负担，每匹花费不止2、3钱。
如果布匹被退，重复解进，数年不能完役，那么每匹布解户要赔5、6钱之多。因此布解之役是徭役之中最重者，一旦被摊派上，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。
和白粮之役一样，布解之役同样被松江百姓视为上上之役。只不过布解之役的范围因为只限于松江一府，所以影响没有白粮之役这么大而已。
徐光启之所以要给崇祯说的这么详细，就是希望能够借此劝说崇祯，把松江府的布解之役也从民运改成官运，为家乡父老减轻负担。
朱由检听完了徐光启对棉纺织业的介绍之后，思索了一会之后说道：“我怎么觉得，不管是民运还是官运，都各有弊端呢？这个布解之役，民运的弊端是，虽然能保证布匹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污染，但是百姓承担的负担太重。
而官运的弊端是，布匹常常因为运输途中被污染而损耗，且吏胥常常会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向商户强购布匹，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。”
徐光启沉默了一会之后，对着崇祯回复道：“可是陛下，就算是如此，这官解也要比民解，对小民的盘剥为轻啊。”
朱由检突然提起了另一个问题，“这京库一年收19万匹布，主要是用于什么地方？”
徐光启不假思索的回答道：“每年京营及边军的衣服，宫中的用度，还有京城官吏的赏赐是为大宗。”
朱由检随即试探着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改成商解呢？而且如果直接给军士发布匹，军士还要再去裁剪衣服。就经济上来说，其实并不划算。
一来发给每个军士的布料未必正好合适，不是不足，便是有余。二来布匹难以监管，容易被经手人从中苛扣。
而且除了京营之外，边军所在之地人烟稀少，制作衣服的人工费用不但高，也难以及时完成。
苏松一带人口繁盛，且裁缝技艺上佳者众，朝廷为什么不直接向当地定做服装，以节省布匹和运输费用，这不是公私两便吗？”
徐光启很快就提出了疑问，“可是陛下，臣家乡有句俗语：量体裁衣，看菜吃饭。这人和人之间，高矮胖瘦各不相同，在江南定制服装，运到边塞、京城，若是到时大小不合，军士无法穿戴，岂不是更为浪费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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